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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米巷里的收购站

文/葛宁贵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那还是个信息闭塞的年代，为搜集文革时期“打黑线”运动的原始资料，我将西乡十几个村落的犄角旮旯几乎翻了个底朝天。油印的传单、手写的揭发材料、缺角的会议记录，这些散落的碎片在古老藤箱里越积越厚，却始终缺少能拼凑真相的关键拼图。

八十年代初的某天中午，宁海小城还笼罩在暮春细雨中，我骑着峨嵋牌自行车拐进水角凌路口，抄近赶往桃源路上的机关。车铃铛在青石板上颠出细碎的叮当声，忽然瞥见前面中年男人提着一大摞书刊。隐约看到洇开的红色印章痕迹，像午夜乍现的萤火般灼人眼目。我鬼使神差地跟着他拐进大米巷里的“生产资料回收站”。陈年旧纸的霉味混着铁锈气息扑面而来，柜台里两位职工正将成捆的旧书过磅。

“同志，这些材料……”我的声音卡在喉咙里。成捆的包裹正在磅秤上颤动，露出“情况简报”等的铅字标题。穿中山装的男人接过六块三毛钱转身离去时，我分明看见那些泛黄的纸张上凝结着某个年代的晨霜暮雨。

“小同志想换书？”戴眼镜的阿姨从镜框上方打量我，年过中年的她那浓密油亮的短发，仍是那么乌黑。另一个慈祥的中年男人正用麻绳捆扎旧报纸，他的操作流程如同行云流水般自然流畅。当听说我要用旧书或废纸换旧书时，两人对视的眼神像在打量天外来客。我查看了这些大多是文革时期的简报及一些红头文件，便千叮咛万嘱咐请求他们帮我另外保存，下午肯定来换。最终他们商定：每公斤书籍换一点五公斤废纸，前提是“下午四点半前带旧书或废纸来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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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机关向赵科请了假，骑车赶回前童小汀。春雨初歇正午的日头白得晃眼。三十里路被蹬成转动的胶片，路旁连片的水稻田里，新插的秧苗在热浪中摇曳成绿色的涟漪。推开老家斑驳的木门，樟脑味裹着旧时光扑面而来。床下那摞《电影画报》的封面女郎还在巧笑嫣然，《辽宁青年》里夹着的银杏书签早已枯黄脆裂。为了得到那些资料我只有忍痛将几年的《电影画报》《电影文学》《辽宁青年》等书刊打包。杆秤的铜星在幽暗中明明灭灭，称到第二回时，竹书架已空了大半。当抽出底格那捆《深圳特区报》时，手指竟有些发抖——这些港版印刷的报纸每期都裹着咸湿的海风，深南大道建设的号子仿佛还在字里行间回荡。

当时的《深圳特区报》宁海还没有发行，是深圳的主根同学每周邮寄过来的。报纸由香港文汇报印刷，编辑团队在香港办公。报头由书法家秦咢生题写，采用红色报头和繁体竖排版式，与全国其他报纸形成鲜明对比。最后还从床底纸箱里拿出初高中的课本，患有轻微强迫症的我还数次用杆称称过份量，到超出一公斤多重量后才重新打包——当时怕家里的杆称与收购站的磅称有误差。

山风掠过岵岫岭的松林，我撒开车把俯冲下坡，竟被公路碎石子撇倒，身子被重重抛出。起来时发现刚买来不久的峨眉牌脚踏车，踏脚与三角架粘在一起，三角架也在阳光下泛着委屈的银光。在路边用石块敲打后才复原，可发现链条也断了，且刮破了的确良裤脚。我推着车，拖着破了膝盖的双腿，步子慢得像量地皮。黄坛车辆厂董厂长眯着眼睛帮我接链条时，我盯着墙上的挂钟恨不得把时针往回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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暮色漫过水角凌口的梧桐树时，大米巷收购站铁门已挂上锈迹斑斑的铁锁。回到老孔庙招待所新三楼时，室友组织部的小陈与广播站小蒋对着我膝盖的伤口打趣：“小葛你这是去前线打仗了？”

次日拂晓，露水还沾在水角凌口的梧桐叶上，我便靠着墙边候着。“给你留着呢。”阿姨掀开牛皮纸的动作像揭开某个庄严的仪式。70年代《XX简报》里夹着的会议纪要，省革委会的通报，还有泛着蜡光的《简快讯》……油墨沉淀的岁月在掌心苏醒。两位好人看我抖着手整理材料，竟破例多给我一本内有辽沈战役地图的厚厚的批判资料。

从那以后，大米巷成了我往返机关的必经之路。巷口会计服务部的老赵，认出这个总在这里徘徊的年轻人是他内弟的朋友，总会招呼我进店坐坐。而废品站里的阿叔阿姨总把文史类旧书单独存放，用牛皮纸仔细包好。那些年我陆续换得许多六七年代的资料，还有许多红头文件。

当水角凌片拆建时，我特意绕到大米巷。拆迁的瓦砾堆里，生产资料收购站早没了踪影。巷口的梧桐树仍在风中沙沙作响，仿佛在诉说某个关于光阴的故事。许多年过去了，我一直记着大米巷收购站的阿叔阿姨，一次县志办的朋友老洪来公司，我请他帮忙打听一下两位收购站的阿叔阿姨，当面感谢一下，可至今也没有讯息。

那些泛黄的纸页如今静静躺在我家纸箱里，每当触摸到纸箱边缘细密的裂痕，总会想起收购站里的阿叔阿姨帮我捆扎书册时，眉宇间闪烁的温柔晨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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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葛宁贵

葛宁贵，1963年出生，大专文化，宁海县作家协会会员，宁海县徐霞客研究会会员。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，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，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，请点击举报。